• 雷高承道长:试论道教忠孝诚信等伦理思想对社会的积极意义
  • 作者:雷高承道长  编辑:  来源: 道教之音  浏览:533   时间:2017年05月20日
  • 近几年来,随着“该不该扶摔倒的老人”“职场潜规则”“校园暴力”等公共事件话题的不断发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叹息声屡屡不绝,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针对此现象做了不少的思考。一些人苦求治世良药而无方,于是将挽救社会风气、提升公共道德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伦理,认为借此可以帮助化解社会道德危机。那么,什么是宗教伦理?道教的宗教伦理思想可以在哪些地方得以体现,对社会有何积极意义?作为道教教职人员,我们又应该如何发挥宗教伦理的力量,为宗教界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公共道德水平提供一份参考?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究思考。

    伦理与宗教伦理

    《说文?人部》解释“伦”字曰:“伦,辈也。”引申为人伦,即传统礼教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朱子语类》卷七二描述到:“正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 明人谢镋也在戏曲《四喜记》第二十七出说到:“弟先兄,伦理非宜。”可见伦理是人们对道德标准的探求,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思考。自古以来,人们尤其重视人与人交往时的关系,而伦理正是协调这种关系而倡导的行为规范。

    宗教是人类意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又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提出,宗教学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宗教本质等问题的研究和揭示,对于伦理学深刻认识宗教道德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宗教所提出的某些行为规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客观要求,因此也被各派伦理学所借鉴或采纳。 宗教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在于以对神灵的信仰为根据,建立人类的价值观与道德取向并以此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在调节人类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

    道教伦理及相关表现

    作为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道教自身也有一套成熟的宗教伦理思想,如《太平经》倡导的“天人合一”和“善恶报应”的宗教理念,包括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理想的信仰目标 ,都是道教伦理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积极意义的典型表现。唐宋时期,杜光庭天师曾结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论证神仙实有、神仙多途,开展对道教信仰的布道宣传 。而纯阳吕祖更是以“忠、孝、廉、节、义、信、仁、惠、礼”这九美德来作为垂训,告诫后人需要修身养性、积德行善,方可得到神灵的加持护佑。此外,道教的多部经文及其它劝善经典里面也有相关伦理思想的体现,如《太上感应篇》里面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关圣帝君觉世宝训》的“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于天地之间”等等,这些祖师宝训无不透露着道德伦理的思想光辉。

    道教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下本文着重从“忠”“孝”“诚信”等角度来加以分析。

    一、忠于国家民族

    作为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不仅孕育并传承着中国的古老文明,更流淌有忠于国家民族的强烈爱国思想,这种思想首先体现在道教所信奉的神明之上。《列子》讲述黄帝担心治理不好天下而梦游华胥氏之国,因受到那里“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的风气启发,开创了无为治世的模式,最终“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忧国爱民的黄帝由此成就了其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至上地位,无论在海内外,中国人都以自己 “炎黄子孙”的身份而自傲。近年来各种公祭轩辕黄帝的庆典活动,不仅更进一步地凝聚了世界各地华人的民族情,同时更是表达了华夏子孙的民族认同感和高度统一的爱国情感。

    忠于家国的情怀在道教经典中也有相当多的表现。道教徒每天课诵的《早坛功课经》中的“吊挂”经文唱诵词为“上坛齐举步虚声,祝国迎祥竭寸诚;当日陈情金阙内,今朝香霭玉炉焚;皇图巩固山河壮,帝道遐昌日月明;万民瞻仰尧舜日,岁稔丰登乐太平”。这首词意境优美,主题更是在讴歌国家的山河壮阔,且寄托了国泰民安的心愿。如果把这段经文每一句的首字提取出来,连在一起就是“上祝当今皇帝万岁”的藏头诗,体现的是对国君的忠诚,在中国传统理念中,忠君就等于忠国。而在《晚坛功课经》的回向文里面则有“四恩三有均利益,十洲三岛任逍遥……向来诵经福无边,风调雨顺民安乐,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的经文,这里的“四恩”指的是“天地、君、亲、师”,“君”乃君王、国家的意思。正所谓有国才有家,道教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稳定繁荣,此句回向文里面同样体现出了道教秉持的报答国恩的精神思想。同样,《晚课经》中的十二愿之“一愿风调雨顺,二愿五谷丰登,三愿皇王万寿,四愿国土清平,五愿民安物阜,六愿福寿康宁……”更是直接表达出了道教信仰者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除了诵经保平安,祈祷家国和平外,古往今来的道教徒更是把对国家的忠诚表现在实际行动之中。如唐朝名相魏征就是一名道士,他从国家大局的层面出发,曾不畏皇权而勇于进谏,为唐初的繁荣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如长春祖师邱处机千里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其所具有的力图拯救苍生的魄力,彰显的正是一名普通道士爱国、爱民、爱天下的雄心,“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既是对邱祖伟大功行的赞扬,更是对后代修道者的无限激励。作为一名道教徒,他们并没有选择隐居深山避世修行,而是宁愿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向前,为国家社稷与天下苍生的福祉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撑他们选择去这么做的动力,正是每一个道教徒都应该具有的满满的报国情怀。道教很早就提出了“助国保国”的主张,比如《太平经》卷四十九《急学真法第六十六》中表示,“上士得吾道,学之不止,可为国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第百三十二》则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历朝历代的道教徒正在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践行着经文里的不朽真理。

    和平安宁是每一个中华儿孙的美好心愿,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在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下,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走向富强繁荣、文明昌盛。道教的经典里面蕴含着珍爱和平的思想,如《道德经》中提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教主张无为不争,柔弱处下,因此对持强凌弱的战争侵略尤其痛恨,反战的思想也特别明显。不过,虽然道教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但这一思想特质并不等于教徒可以回避战争带来的苦难。“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教不主张战争,然而当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道教徒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面对外来侵略者对家园的大肆破坏,他们或者勇猛地与侵略者做斗争,或者为前线的战士提供医疗等后勤保障服务。在抗战期间道教界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武当山紫霄宫道士曾为救护红军伤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道士徐本善于1932年春夏之际为了掩护柳直荀、贺龙的红三军两百多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五十一师所杀害。贺龙、柳直荀为了表彰紫霄宫道长,曾撰写一幅对联,上书“伟人东来气尽紫,樵歌南去云腾霄”,以此来讴歌当地道士们的英勇事迹。

    二、倡导孝道人道

    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的美名,在中国人的文明伦理里面,“孝道”是家庭中晚辈与长辈相处时候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说文解字》解释“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道教作为中华文化之根,自然也承载了很多优秀品德的精髓,孝德就是其中一项。《太平经》戊部中曰:“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尊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不穷之业也。此三者,道德之门户也。”道教善书里面也有对孝德精神的相关劝喻,如《文昌帝君阴骘文》所讲,“忠主孝亲,经兄信友”,还有《关圣帝君觉世宝训》提及的“奉祖先,孝双亲”等等。道教全真晚坛功课经的“报恩宝诰”更是直接祈求真武大帝佑护在世父母寿福增延,过去宗祖早得超升,故而真武大帝又有“报恩祖师”之名号。此外,道教徒出家入道不改俗姓,皆因姓氏“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不可背弃,而道士蓄发则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欲修仙道,先证人道,这是道教修行的基本理念。

    追求与道合真、得道成仙是每一个道教徒的心愿,但“天底下没有不孝的神仙”。道教相信,修道之人如果没有做好尽孝的本分,光靠修炼各种道术也是没有资格飞升成仙的。东汉著名道士葛洪祖师在《抱朴子内篇》里就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太平经》中有“不孝不可久生诫”,并相信 “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吕祖亦有言曰:“道中不止于忠孝,而忠孝为行道始。” “莫大神通,全在忠孝。” 

    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有“功德成神”的修仙方法,即一个人要在世间积功累德,孝感动天,由此获得位列仙班的机缘。《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徒集卷》有云:“见自古至忠至孝至贞至烈,蜕形出世,俱为神仙。”翻看道教的神仙故事,列位祖师、真人在得道之前,无一不是忠孝之人。道教的孝德思想突出体现在始传江西地区的净明派道。净明道又称“净明忠孝道”,强调修道务必要忠君孝亲,将该派祖师许真君的“忠、孝、廉、慎、宽、欲、容、稔”的“八宝垂训”推广及世。净明道之所以千百年来久经不衰,其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孝德精神是根本。净明道典籍《净明忠孝全书》卷二《净明大道说》提出:“人当忠孝而答君亲之恩,忠孝,大道之本也。”《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曰:“上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胜矣。”净明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忠孝精神,也是从“功德成神”的角度出发,以忠孝作为修仙的基础入门。

    道教的孝德观还体现在寄托哀思的仪式上。道教徒不仅需要在长辈生前就应该尽到“生之以养”的赡养孝亲义务,更在亲人离开人世后也要奉行一系列慎终追远、“死之以葬”的习俗,以示人间伦理。比如人在过世以后,亲属会为其沐浴更衣、整理仪容,让逝者体面地走完人间的最后一程;入殓之前,先举行招魂仪式,表示对亲人的不舍;出丧也要选择黄道吉日,并选择风水宝地安葬先人,使祖先得以安详长眠。按照《灵宝度人妙经》所说,有三种人可以在死后升入天界,其中之一是子孙(或者子孙延请道士)为先人诵经,因此道教的各种超度斋醮科仪里面同样也有孝道观的体现。以广东地区常见的超度科仪为例子,“摄召”是召请亡者临法坛受度的科仪 。“关灯散花科”中有关于赞神灯、照开冥路,召取亡魂来承恩果的仪轨 。在“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中,为了让各类孤魂野鬼永脱幽冥长夜的苦刑,常享天堂之快乐,高功法师会向众鬼魂施食,如《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所讲那样,“慰其想念,济其饥渴”,使幽魂深味无为,永出轮回,证无上道。这些科仪都是为死去的人脱离阴森恐怖的地狱,追求超越升天的一种祈祷仪式,其目的是要资荐亡者早超生,随愿往生神仙界,寄托着人们对逝者的尊重与祝福。

    一些和道教有关的民俗节日里也蕴含着孝德思想,尤其以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为甚,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会上坟扫墓,祭拜先人。其中,清明节是出游踏青、寄托对先人哀思的节日;中元节可让亡魂得以与家人团聚,享受阳间供养;而寒衣节则是在追荐先贤、解厄消灾的同时,也为自身积福。道教的信仰根源就是敬天法祖,是对祖宗的崇敬。这些祭亡的节日讲究的根本还是在于孝道,缅怀亲人与祭奠先祖,颇有些阴安阳乐的人文主义色彩。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可以通过拜忏、诵经、持诵祖师圣号等方式,为先人脱离苦难,早生极乐,求得善果,就像《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妙经》说的那样,念诵此经不息,可致“天堂享大福,地狱无苦声。”

    三、提倡诚实守信

    诚信是个人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立身之本,其基本涵义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早期道教就已经具有诚信思想,如《太平经》卷一百二曰:“人尽习教为虚伪行,以相欺殆,我独教人为善,至诚信,天报此人。”卷九十六中讲:“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舍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贼相欺。”老子《道德经》第十九章的“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一句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不可以奸诈、虚伪的手段去骗人。《庄子?盗跖》也有一个和诚信有关的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诚信的本质是“真”。宋人孙季昭曰:“六经之中无真字。” “真”字最早始见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真”字以前的写法是“眞”,《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仙人变形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可见“真”字本身就与道教文化有着独特的关系。对于“真”,《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泼,不能动人。”《道德经》第十九章也有讲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太上老子主张人以真实本来的面目待人接物,守其纯朴,为人处世要不加伪装,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提倡的“诚信待人”。道教之“修真”,就是求得真我、去伪存真。

    容易失信的人,大多是因为过分贪恋物质财富,利欲熏心而导致头脑发热,这无异于跃入了道德的火坑。道教相信拯救这个问题的关键要靠 “清净”。道教讲究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提出道教徒的品行应该像水一样,谦卑柔弱,滋养万物而不争功名利禄。老子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清静经》中说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万事万物只有在清净的状态中,“道”才会来临;同理,当人心足够清净以后,便可以达到了“天地悉皆归”的至真至纯状态中,也即没有任何不当的欲望贪求。道教把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觉悟的人称之为“真人”。《庄子?大宗师》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可以说,“真人”达到了与道合一的理想状态,是道德完美的化身,也必定是诚信的最佳代言人。

    作为修道基础,持守戒律是一个道教徒入门必须修习的功课,众多戒律之中,“积功归根五戒”立下了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的规定。对于“戒妄语”这一条,老君曰:“戒妄语者,若不闻不见,非心所了,而向人说,皆为妄语。”这是说,凡不是自己亲自见闻确认无误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信誓旦旦地跟他人说,“轻诺必寡信”。由此可见,道教从戒律上就已经规定道教徒必须具备诚信的品德。此外,道教戒律作为天神对世人所降的劝诫与警告,对于道教徒而言具有不可违背的强制性和神圣意义,可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 。能持守戒律的道教徒必定是戒行精严、正信正道、至诚至虔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失信行为的出现。

    除了以上 “忠、孝、诚信”方面外,道教的伦理思想还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之中,比如《太平经》中“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的男女性别平等观,《阴符经》里“自然之道不可违”的环保观,等等。由此不难发现,道教的宗教伦理思想早已渗透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道教伦理的现实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下社会屡屡爆发危机,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战争冲突等,正在日渐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归根到底,所有危机爆发的根源,无不来自于人类精神深处的信仰危机。面对这些危机,道教遵从“清静无为、处下不争”等教义思想,以其特有的“神治”方式挽救人们于精神苦海,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诸多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道教伦理的基础是要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当今“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世界,人们逐渐迷失了行走的方向,正如《道德经》中所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此,道教劝人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要“去甚,去奢,去泰”,依循大道的规律,培育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只有做到返璞归真,去除心中过多的嗜欲,内守心中真一之念,才能发现心底最原始的纯真。能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人,可以在社会中少走许多弯路。

    在道教伦理里面,无不体现着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相信活着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强调人必须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活在当下,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来世。《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葛洪祖师在《抱朴子内篇》里面就提出了“神仙可学”“我命由我不在天”的观点,相信人类通过自身的修炼等方式,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够抗争灾难和疾病,避免伤害。为了达到长视久生之目的,道教还创造了多种养生术,如导引、服饵、服气、辟谷等,同时也注重心性的修炼,以求达到生命的健康与长久。道教不仅讲究珍惜自己的生命,更是要尊重所有的一切生命,相信既然大道化生万物,便“一切有形皆含有道性”,就需要呵护爱惜。这种“重人贵生”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符合当今主流社会的共识,与损人利已甚至损人不利已的极端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道教伦理具有平衡性。在道家的阴阳理论体系中,天为阳,地为阴,阴阳交合产生万物。《易传?系辞》云:“一阴一阳为之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道德经》更是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对于保持事物的阴阳平衡是极力推崇的。纵观当下的种种社会危机,像战争、仇富等,背后的因缘大多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用道教的话来说,这就是“阴阳失调”,社会生态岂能不出问题?道教向来主张圆通包容、谦和为贵,如果用这种思想来破解社会矛盾,以“和”的视角来对待世间万物,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无论是忠孝诚信抑或是其他方面,道教的伦理思想不只是在于民众的自我教化,更在于自度度人,告诫世人需积德行善,突出 “关爱”的核心主题。道教本身就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宗旨,其诸多经典中也有慈善思想的传递,如《道德经》所讲,“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表现出帮扶弱小穷困者的意思;道教也有很多祖师劝善的玄妙事迹,如吕祖成仙后常在世间显形,发愿要渡尽天下众生,“烟霞匿迹虽无事,造化关心最有情”。周穷救急,广行仁爱,这正是道教中的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所能起到的积极意义之一,也是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法制建设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而得以运作,道教的伦理则是依托人们的内心信念,通过建立特定的契约关系,激发社会个体的责任与自律意识。在这种伦理指导下的社会运作,不仅几乎没有社会成本,而且作用效力也更为持久有效。在东汉末年,张道陵天师初创天师道时候的主要宗教活动之中就有“立章表与鬼神誓盟”,以此为信徒授箓或为民众治病消灾。道教在维系宗法性社会结构,维护礼教方面具有较大的功能性,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都涉及到忠孝诚信等方面的思想,倘若能善于加以利用,是可以与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互补的。

    相对比世俗社会对于违背伦理道德行为的道德谴责、法律制裁等手段,道教里面还有一种来自于神仙信仰体系的震慑力量。首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敬天敬神的传统,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人类犯下各种过错,会受到来自天神的处罚,因此通过敬神来约束自己,可避免行差踏错。以《太上感应篇》为例,道教相信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人是会受到天谴的:“轻篾天民、扰乱国政,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此外,在道教的《太平经》里面提到了“承负”的理论:“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所谓的“承负”带有宗教的“神治”思想,就是指前辈行善,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这种善恶报应的理论并非一般的因果关系,而是像蝴蝶效应一般,不仅作用于行为者本身,甚至还会影响到其子孙后代,如同《感应篇》所讲: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道教通过这样的承负观,倡导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除了要考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的后果以外,更应该为后辈着想,勿犯过失,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及子孙后代免除灾厄。这种承负理论对注重现实利益、渴求福寿康宁的中国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可以在信教的群众里面有效地弥补道德谴责与法律约束上存在的不足。由此可见,道教在增进民众的道德价值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道教的“神治”也具备了“德治”的功能,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讲,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自祖天师立教以来,道教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推动着华夏文明的进步。如今,作为信众与神灵之间交流沟通的枢纽与桥梁,我们的青年道教教职人员肩负着弘扬道教的使命,同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道教自身的伦理思想来造福社稷,挽救社会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建议青年道教徒可以从深入经藏做起,研究道教的教理教义,以适应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挖掘优秀的文化思想加以弘扬传播,同时以此为依托,加强道风建设,开展多项社会公益服务。近年来,粤港两地道教界纷纷开展道教公益慈善事业,如香港蓬瀛仙馆就开设祥龙围综合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合适的社会服务及建立小区支持网络,使长者继续在小区过着健康及有尊严的生活;广州道教纯阳观与香港青松观合作的慈善道医馆也于2014年4月开始运作,迄今为止先后接待患者数千人次,多次举办面向大众的公益义诊及免费赠饮活动,并积极主动走入社区开设公益诊疗服务,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社区低保人群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粤港两地道教界举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模式,为当代道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发展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参考思路。总之,我们应该发挥道教徒的主观能动性,采取积极的方式加强道教自身的发展,并参与到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引导公众树立正信,提升道德观念,发挥宗教界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来源:道教之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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